一、案例背景介绍

服务对象邓姨（化名），女，85岁，本应是安享晚年的年纪，却仍背负着沉重的照护使命。邓姨的家庭是典型的“老养残”结构，照护压力极具特殊性，丈夫90岁高龄，双耳失聪，无法进行语言沟通，日常交流完全依赖文字书写，穿衣、洗漱、用餐等生活起居均需邓姨协助；儿子小雷（化名）54岁，智力四级残疾，自理能力薄弱，不会使用电子支付，不善与人交流，无法独立烹饪，饮食、出行、日常事务等完全依赖邓姨照料。数十年间，邓姨每日用于照护小雷的时间超过8小时，母子二人形成了极度紧密的依赖关系——邓姨既是母亲，也是儿子与外界连接的“唯一桥梁”，更是整个家庭的“全职守护者”。

而邓姨自身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其患有高血压、肩周炎等疾病，曾接受心脏搭桥手术，偶发心悸，是一位需要长期关注健康的“高危长者”，每一天邓姨都在自身病痛与照顾家人的双重消耗中挣扎。这根绷紧了数十年的生命之弦，已到了断裂边缘，长期的体力透支与精神压力让邓姨的心理防线逐渐崩塌，她开始陷入深度抑郁，对未来的恐惧日益加剧——她不敢想象自己倒下或离世后，失聪的丈夫与残疾的儿子将如何生存。对自身生命力与家庭未来“功能性丧失”的恐惧使邓姨陷入了“生活无望、寄托全无”的黑暗深渊，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二、案例预估

社工结合生理-心理-社会模型，通过面谈、观察、专业量表测评（抑郁自评量表SDS、家庭功能评估表）等方式，对邓姨的需求进行全面分析：

1.生理层面：减轻照护负荷，保障自身健康

邓姨年事已高，自身患有高血压、肩周炎，曾接受过心脏搭桥手术，需每日监测血压、规律服药并避免过度劳累。然而，邓姨长期承担着照顾失聪丈夫与智力残疾儿子的重任，身体长期处于高负荷状态，时常感到疲劳、肩颈与腰部酸痛，其心脏也因其情绪剧烈波动与身体透支常感不适而入院就医。因此，减轻服务对象不必要的体力消耗、保障其规律作息与基础健康管理，是维持其照护能力的基本前提。

2.心理层面：缓解抑郁情绪，重构理性认知

为客观评估邓姨的情绪状态，社工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测评。本次测评中，邓姨的标准分为64分，属于中度抑郁。从各维度得分来看，“情绪低落与兴趣减退”维度得分最高，反映出邓姨显著的情绪低迷状态和对日常活动兴趣的丧失；“躯体症状”维度得分次之，体现出其疲劳、疼痛等身体不适症状与低迷情绪间的紧密关联。

此外，结合社工日常探访评估发现，邓姨存在一个核心的非理性认知，即其坚信儿子小雷“智力残疾即等同于完全无自理能力”，并由此形成“所有照顾责任必须由我一人承担”的自动化思维。这种认知模式不仅直接加重了邓姨的心理负荷，也阻碍了该家庭内部功能调整与压力分担可能性的发展。为此需缓解邓姨抑郁情绪，消除轻生念头，让其掌握情绪调节方法，调整对儿子自理能力的固化认知。

3.社会层面：搭建支持网络，链接帮扶资源

邓姨的社会生活几乎围绕家庭照护运转，与社区邻里缺乏互动，社交圈极度狭窄，除了一位联系不频繁的妹妹外，缺乏其他亲属或朋友的日常支持；另外，邓姨对辖区内喘息服务、上门护理、适老化改造等资源一无所知，未能有效借助外部支持缓解其自身照护压力，照护系统脆弱性显著，易因突发情况导致照护中断或自身健康受损。有链接社区资源、搭建社会支持网络，以减轻家庭照护压力，增强其应对生活困境的信心与能力的需求。

三、服务计划

（一）服务理论

1.认知行为理论认为个体的情绪困扰与适应不良行为，往往源于其持有的非理性或扭曲的认知，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认知过程会影响其行为和情绪反应，而行为的改变也能反过来影响认知和情绪。本理论在本案中的应用，旨在完成以下四项核心任务：一是识别自动化思维，协助邓姨觉察到诸如“他是智力残疾所以什么都学不会”等瞬间涌现的、负面的自动化思维；二是挑战核心信念，通过苏格拉底式提问、利弊分析等技巧，引导邓姨审视并动摇其“儿子完全无能力”的绝对化核心信念；三是建立理性替代认知，帮助邓姨发展出更具弹性、更符合现实的信念（例如“我可以教他而不是替他做所有事”）；四是行为实验与巩固，通过设计并执行具体、微小的行为任务，让邓姨在现实中验证新认知的有效性，从而强化正向行为模式，打破“无助-代劳”的恶性循环。

2.心理社会治疗模式是一种将服务对象的生理状态、心理过程同他生活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考虑并进行工作的方法。该理论强调“人在情境中”，认为个人问题必须在其与家庭、社区等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得到理解与解决。本理论在本案中的应用聚焦于四项关键任务：一是全面评估“情境”，系统评估邓姨所处的家庭系统、社交网络及社区资源如何共同构成其压力源；二是提供直接情感支持，通过建立信任、接纳的专业关系，为邓姨创造一个安全表达情绪、探索内在感受的心理空间，缓解其孤立感；三是实施间接环境干预，通过改善邓姨的“生活情境”来间接促进其改变，包括协调亲属关系以增强情感支持、链接社区正式服务以减轻照护负担、搭建邻里互助网络以降低社交隔离等；四是增强系统适应能力，本案最终目标是提升邓姨及其家庭利用内外资源、应对未来挑战的整体能力，构建一个更具支持性、可持续的生活系统。

（二）服务目标

总目标：缓解邓姨的身心压力，调整非理性认知，搭建多元社会支持网络，增强家庭照护的可持续性，提升其生活质量与希望感。

分目标：

心理层面：在3个月内，通过情绪疏导与认知干预，使服务对象的抑郁自评分数从64分降至53分（轻度抑郁）以下，消除轻生念头并掌握至少2种情绪自我调节方法。

认知与行为层面：在2个月内，引导服务对象识别并调整对儿子自理能力的非理性认知，并共同完成2项生活技能（如使用洗衣机、协助摆碗筷）的教学，服务对象每日直接照护时间减少1-2小时。

社会支持层面：半年内，协助服务对象构建初步支持网络，促进其至少与1位邻居建立互助关系，并成功链接1项社区支持资源（如上门清洁、义诊等）。

四、服务实施过程

（一）第一阶段：建立信任同盟，稳定情绪危机

社工以邓姨表达的轻生念头为关键切入点，优先进行危机介入与情绪稳定。在初期接触中，社工以“陪伴者”身份倾听邓姨积压多年的疲惫与恐惧，不急于给出建议，仅给予接纳与共情，如“照顾家人这么多年，你从来没为自己活过，真的太不容易了”，逐步建立信任关系；同时，社工适时分享“478呼吸法”（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8秒）作为即时情绪调节工具，在其感到焦虑时即时使用；与邓姨约定“安全承诺”，明确若出现极端念头需第一时间联系社工或妹妹，并留下紧急联系卡，同时与社区居委会联动，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及时介入。

经过4周陪伴，邓姨情绪逐渐稳定，主动向社工表示“愿意试试改变”，不再提及轻生念头。接着社工也引导邓姨共同梳理其面临的“照护疲惫”“健康担忧”与“未来恐惧”三大核心困境，并敏锐地发掘其内在力量——“深厚的母爱”与“坚韧的生命力”，最终也与邓姨一同协商确定了个案服务的方向与目标。

（二）第二阶段：挑战认知桎梏，从“他不能”到“也许可以试试”

在该阶段，社工运用认知行为理论，帮助邓姨重新审视自己对儿子能力的固化看法。社工没有直接否定邓姨“儿子因智力残疾完全无法自理”的观点，而是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寻找突破口，引导其发现小雷被忽略的可能性——社工首先引导邓姨回忆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小雷有没有自己完成过什么小事？”邓姨提及“他能自己取放衣物、帮忙递东西”，社工以此为切入点，肯定小雷的基础能力，挑战“完全无自理能力”的绝对化认知；接着与邓姨梳理“事事代劳”的利弊——利是“事情能快速做好”，弊是“自己越来越累，小雷永远不会做”，

帮助邓姨意识到虽然现在每天需花时间进行引导教学，会增加当下的精力投入，但长期来看，当小雷逐渐掌握某些技能后，其每日的照护负担将得以减轻。

通过这种渐进式、生活化的认知引导，邓姨开始从“他绝对不能”的绝对化思维，逐渐转变为“或许可以尝试教他一些简单事情”的弹性认知。这种认知层面的微小转变，为后续的实际行动尝试奠定了必要的心理基础，使改变成为可能。

（三）第三阶段：赋能行为改变，实现照护减负

为切实减轻邓姨日常照护负担，社工从洗衣机使用技能入手，将“使用洗衣机” 拆解为 “取衣物→放入洗衣机→添加洗衣液→选择功能键→启动机器”5个步骤，配合图文提示卡，方便小雷理解；过程中社工先示范操作，再让邓姨以 “简短指令+动作提示” 的方式引导小雷实践，如“小雷，按一下这个电源键”，过程中邓姨多次出现“想代劳”的习惯性动作，社工轻声提醒“让他试试，做错了也没关系”；当小雷成功启动洗衣机时，社工及时肯定“你看，小雷能做到！”，并引导邓姨给予鼓励，增强母子二人的信心。这些积极的行为改变不仅让小雷体验到成就感，更让邓姨亲眼见证了“教学”的可能性，其自我角色也从“疲惫的代劳者”开始向“有耐心的引导者”悄然转变。现今经过反复练习，小雷已能在提醒下独立完成洗衣机操作和摆碗筷，邓姨每日直接照护时间减少约1小时，身体疲劳感明显缓解，也真切感受到“引导比代劳更轻松”。

（四）第四阶段：搭建支持网络，链接资源赋能

为解决邓姨孤立无援的系统性问题，社工首先鼓励邓姨主动与妹妹取得联系，协助其向妹妹坦诚自身压力与健康状况，约定“每周一次电话关怀+每月一次上门探望” 的支持模式，让邓姨获得亲属情感支撑；接着，社工陪同邓姨拜访对门邻居，以“应急照看”为切入点，促成双方达成互助约定——邻居可在邓姨就医或突发情况时，临时照看小雷（如陪伴在家、递水送餐），邓姨则在邻居需要时提供简单帮助（如代收快递）；最后，针对邓姨肩周炎严重、清洁困难的问题，社工为其成功链接了荔湾区创投以老养残家庭项目的深度清洁服务资源，帮助邓姨清理家中卫生死角，减少邓姨在家务劳动方面的负担，通过多维度支持与资源补充，切实为邓姨构建更稳固的社会支持体系。

五、案例评估与反思

社工采用观察法、访谈法、专业量表前后测（SDS量表、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评估服务成效。

（一）量化评估与成效

综上，心理层面，邓姨的抑郁情绪得到根本缓解，SDS得分从64分降至51分，消除轻生念头，掌握2种情绪调节方法，对生活重新燃起希望；

认知与行为层面，邓姨的非理性认知彻底转变，从“事事代劳”转变为 “引导赋能”，现今邓姨儿子掌握2项基础生活技能，照护负担切实减轻；

社会支持层面，社工协同邓姨构建起“亲属+邻里+社区”的三维支持网络，不再孤立无援，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显著提升。

（二）专业服务反思

1.认知干预是“老养残”照顾者赋能的核心突破口。此类照顾者长期承受高强度照护压力，易形成“只有我能行”“他离开我就活不了”的固化认知，这种认知是其心理压力的核心来源。社工不应仅关注情绪疏导，更要通过“寻找例外经验”“设计微小成功体验”等方式，帮助照顾者松动非理性信念，重构理性认知——这是释放心理压力、实现长效改变的关键。

2.“双向赋能”比单一赋能更具可持续性。传统服务多聚焦于残障成员的能力提升，但老年照顾者的赋能同样重要。本个案中，既引导残障儿子学习生活技能，也教会照顾者“分步教学”“正向激励”等方法，让照顾者从“疲惫的代劳者”转变为“有方法的引导者”，这种双向赋能能从根本上减轻照护负担，提升家庭整体韧性。

3.构建微小支持网络比追求宏大网络更实际。对于深居简出的高龄照顾者要构建庞大的社交网络显然不太现实，而从“微处”着手，比如激活1-2位关键亲属的规律性情感支持、建立与1位邻居的“安全底线式”互助、精准链接1-2项“雪中送炭”的社区服务资源等；这种微小但稳定的支持，足以给其带来安全感的质变。

4.采用“优势视角”重新定义家庭。“老养残”家庭易被标签化为“问题家庭”，但每个家庭都有潜在优势。本案中，小雷的行动能力、邓姨的责任感与母爱，都是可调动的资源。社工的核心角色不是“给予帮助”，而是“催化优势”，通过引导让家庭看到自身的改变潜力，进而主动参与到服务过程中，实现从 “被动接受服务”到“主动解决问题”的转变。